近日，央视网曝光职校实习灰色产业链，多起悲剧令人触目惊心。今年5月，17岁山东职校生高某在安徽芜湖汽车部件厂实习期间自杀身亡。此前，湖北一名学生连续三周夜班后心源性猝死；云南一名17岁护理专业学生被送进电子厂，三次请假遭拒后因呼吸衰竭离世。
“介绍一名实习生人头费500元”“工厂给中介报价25元/小时的费用，学校发给学生的是15元/小时”“前三个月拿几百元保底工资，后两个月最多一两千元”。种种乱象之下，职校实习生沦为被明码标价的廉价劳动力，日均12小时工作成为常态。
在这样的常态里，职校生的劳动身份被双重否定——既不是学习者，也不是劳动者。一辆辆大巴车将他们批量送往工厂，人头费、薪资差价、毕业证胁迫等交织勾连，“学校—中介—工厂”三方灰色利益形成闭环，借实习之名隐秘运转。本该开展技能实训的职校实习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法外之地。
职校实习，并非没有监管制度条文，而是规则与现实之间出现巨大套利空间。从监管规定看，“1个严禁、27个不得”早已划出红线，比如：严禁以营利为目的违规组织实习，不得仅安排学生从事简单重复劳动，不得要求学生值夜班和加班……
但现实中，人头费500元/人、时薪层层截留，300名实习生每月仅薪资差价就可让校方获利数十万元；“不去实习就拿不到毕业证”成为软性胁迫。白纸黑字的制度，在异地流水线面前形同虚设。
乱象屡禁不止，症结在于三重错位。
第一是权责监管错位。虽然《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》由教育部、人社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，但教育部门手握办学管理权，却缺少劳动执法权；人社部门拥有劳动监察执法能力，却对教学考核、毕业资格鞭长莫及，而实习生也不属于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；大量实习发生在千里之外的异地厂区，监管跨区域协同成本高，出事之后往往止于学校自查自纠，对违法违规者难以形成有效震慑。
第二是供需关系错位。制造业生产旺季渴求低成本弹性用工，工厂对正式工要承担社保、裁员成本，而实习生底薪微薄、无需缴纳社保，是性价比极高的劳动力。部分院校把“校企合作”异化为变现工具，用学生人力换取办学收益，政策框架下的实习，演变成供需双向奔赴的灰色交易。
第三是权利义务错位。实习被设置为毕业硬性门槛，毕业证成为博弈筹码。即便家长和学生看清实习黑幕，也只能选择隐忍。未成年学生远离故土，信息闭塞、取证困难，既没有劳动者的议价筹码，也缺少普通学生的退出通道，只能被动接受规则。
斩断这条灰色链条，不能停留在个案曝光、事后整改，而需要从制度层面拆解闭环。
首先要打破监管权责割裂，所有实习岗位、人员名单应向劳动行政部门强制报备，打通学生行政救济的标准化通道，解决“看得见的管不了，管得了的看不见”困境，同时推动劳动行政部门全过程监管。
其次要织密制度防火墙，建立实习企业准入与黑名单制度。统一强制使用官方示范三方协议，把实习专业匹配度、工时上限、食宿保障纳入硬性考核，对进入黑名单的企业、职校相关责任人予以措施明确的严厉惩罚。
最后要归还学生选择权，破除实习“毕业一票否决”的绝对权力。设置更换实习单位、合规退出实习的通道，也可以参照大学生自愿自行选择实习单位的机制，不能把学生的前途命运捆绑在流水线的利益链条之上。
很重要的一点，是强制规定把实习报酬全额直发学生账户，明确实习生劳动关系。另外，上海市实习生工伤险等相关成熟机制也值得借鉴学习。
职校实习本应是技能传承的桥梁，但当学生被迫每天12小时踩缝纫机、打螺丝时，他们学到的是对制造业的厌恶、对职校教育的失望，久而久之，职业教育的社会公信力必将丧失。这是“反向去技能化”，会在心理与技能上让被压榨过的职校生远离制造业，进一步加剧劳动力短缺问题。
唯有补齐制度短板、堵塞监管漏洞、多管齐下纠治乱象，才能彻底终结乱象，让职校实习重回法治轨道，让职业教育真正回归育人本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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